早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商标管理工作

　　目前，我国的商标管理教科书或其他商标管理书籍在谈到我国商标管理历史，特别是在叙述我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解放区的商标管理时，一般都认为：解放区的商标管理历史最早是从1944年开始的，其中都以1944年5月25日晋察冀边区颁布的《晋察冀边区商品牌号专用登记办法》为依据。根据现有解放区革命史料记载，解放区商标管理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我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就有过大量的商标管理工作，尤其是在查禁日本投机商人利用日货冒充国货商标方面，做过大量的检查管理工作。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需要，国共两党合作进行抗日。原来留在湘赣豫等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遵照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赴华中抗日前线作战。他们先后在湘赣豫皖等地区建立了皖江、淮北和鄂豫边等八个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期间，皖江等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多次开展使用国货、抵制日货(即仇货)运动。由于广大民众大规模地抵制日货，当时在华的日本商人生产和销售的商品受到较大影响。日商除了将大量劣质日货销往沿海大城市外，还动足脑筋，通过一些奸商，将劣质日货销往内地，包括皖江等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民众纷纷起来抵制劣质日货。为此，日商就摇身一变，将劣质日货冒充国货，将日货商标冒充国货商标，欺骗根据地的消费者。

　　为了抵制劣质日货冒充国货，皖江等地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缉拿劣质日货的检查队，逐个对过往解放区的货物进行严格检查。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从事组织领导我党经济工作的邓子恢同志，在当时的抵制劣质日货冒充国货商标工作中，就作过重要指示，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检查管理工作。如在1939年5月15日，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邓子恢在一篇《关于根据地如何与敌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文章中，就对仇货(即日货)商标冒牌国货商标的检查、管理等问题做过详细论述。这是我党解放区历史上很难得的宝贵商标史料。

　　当时，皖江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芜湖附近，地处长江边上，水上交通极为方便。日商在我国民众大规模抵制劣质日货商品的情况下，利用长江水道向西，偷偷通过当地奸商，将劣质日货转运到解放区。当时，皖江抗日根据地虽然经济困难，物质条件艰苦，但老百姓在党的领导下，自立更生，发展生产，自觉抵制劣质日货的倾销。由于根据地的日用商品经常脱销，买不到国货商品，一些奸商就将劣质日货商标冒充国货，乘虚而人。针对这种冒牌商标情况，邓子恢同志曾发布了抵制冒牌国货商标的管理办法，共八条。如第一条： “ 抵制仇货及芜湖来的一切伪国货。 ” 第四条规定： “ 在各市镇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成立仇货检查队等，查明仇货种类商标切实查禁” 。第六条： “ 在民众中宣传‘ 不买日本货’ ，使民众自动不买。 ” 第八条： “ 总之，抵制仇货，禁运土产出口。 ” 这些对劣质日货冒充国货商标的管理规定，在当时的商标管理中，发挥过很大作用。

　　1940年8月13日，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皖南人》杂志第三、第四期上，刊登署名杨惠庄的《怎样展开对敌经济反侵略战——论皖南走私与防止对策》文章。他在皖江抗日根据地怎样严防劣质日货冒充国货商标的走私问题时谈到： “ 譬如屯溪甚至皖南各县的市场所有日用品，如果加以精确的调查，十之九是冒牌改装的仇货，所以要禁绝仇货。政府必须大量的发展工业，同时还要奖励创立各种轻工业，如果到了供应与需要平衡的地步，所谓走私之风自然会绝迹了。 ”“敌人为了制造市场，倾销劣货，套取我法币，就不惜以廉价倾销主义，把所有的货物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同时，伪造商标及工厂商号，利用汉奸奸商，代为运销。”“上述所述，两种走私，是敌我正面的经济战，它的胜负，足以影响抗战前途，其重要性，是不亚于军事的。”这两段论述，将我党领导的皖江抗日根据地，把日商为了制造市场，倾销劣质商品，冒充国货，伪造商标等，看成是一场重要的经济战。而冒充国货，伪造商标，足以影响整个抗战前途，它也同样是一场重要的军事战争。

　　20世纪30年代末，我党领导的皖江抗日根据地，把日货冒充国货商标问题提到很重要高度来认识：如果对日货冒牌国货商标管理检查不力，将影响整个抗战大局。这段对劣质日货冒充国货商标的管理史，为解放区商标管理历史，包括现在的商标管理工作，均增添了新的内涵。